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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敏还记得，父亲毛主席在世的时候，曾经这样告诉她：
在井冈山和土地革命那段时期，我写的一些东西都是你妈妈帮我抄写的，有的还按照她的建议做了修改。那时我写的稿子得到的稿费，有一部分也是属于你妈妈的。
李敏知道，毛主席在早期革命时期写的东西里，也包含了贺子珍的心血和汗水。
在毛主席辛勤写作的许多夜晚，贺子珍在一旁帮忙抄写和整理材料，做出了巨大贡献，这种付出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。
常言道，母女情深，李敏深知母亲的辛劳，明白母亲这一生的不易和坎坷.....
母亲和女儿之间的感情深厚无比。她们之间有着无尽的关爱与理解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这种亲情始终如一。母亲用温暖的怀抱呵护着女儿的成长，而女儿也用稚嫩的肩膀默默守护着母亲。在生活的点滴中，她们相互扶持，共同面对风雨，彼此间的感情愈发深厚。这份母女情如同深秋的落叶，虽不起眼，却承载着无尽的温暖与牵挂。
1947年秋天，贺子珍带着李敏回到了祖国，他们在哈尔滨安顿下来。那一年，贺子珍38岁，李敏11岁。
贺子珍回国后最牵挂的就是女儿李敏的教育。她多次跟亲近的战友表达自己的心愿：“一定要让娇娇读更多的书，接受最好的教育。”
贺子珍只读过几年小学，16岁就投身革命了，后来就没有机会再读书了。她总是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感到苦恼，虽然怀揣着满腔的革命热情，但由于缺乏知识和眼光，她的革命事业受到了一些限制。
即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她也下决心努力提升自己，希望能跟上那些思想深刻、学问丰富的同伴。她还曾前往苏联深造，但因种种原因，学习过程断断续续，效果并不理想。
所以，贺子珍坚决不让女儿受没有文化的苦，以免将来后悔。她希望女儿能在现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，不断学习，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。
那时候，李敏在苏联待了6年多，中文都快忘光了。她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中文词，比如“睡觉”“休息”之类的，但几乎不会说中国话，更别提写汉字了。
贺子珍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李敏学好中文，融入祖国的生活，这样才能为将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后来，李敏成功进入了哈尔滨的一所小学，成为了三年级的学生。除了学习学校教的课本知识外，贺子珍还特意请了一位中文老师来教李敏听、说、读、写，希望她能尽快提高中文水平。
贺子珍还经常鼓励李敏多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，她相信这样可以让她自然而然地说好中国话。
过去，每到周五放假，李敏通常不会回家，而是选择去东北财经委员会书记李富春或者副主任李六如的家中，与他们的孩子们一起学习、玩耍。这样不仅能够和小朋友们一起欢乐嬉戏，还增加了不少交流沟通的机会。
很明显，贺子珍在李敏的教育上费了不少心思。在她的精心教导下，李敏的普通话有了明显进步。
贺子珍不仅关心李敏的学习情况，还非常注重培养她的良好品德。
贺子珍自己经历过不少艰难困苦，一路走来历经坎坷，承受了许多难以言说的痛苦。因此，在女儿的大小事情上，她总是格外小心谨慎，只希望女儿能过得安稳一点。于是，她对女儿的管教比较严格。
没过多久，中共吉林省的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陈正人，带着妻子彭儒，就要跟着部队南下，去到解放全中国的“战场”了。可他们有两个孩子还在东北，只能托学校帮忙照顾。作为妈妈的彭儒特别担心孩子们，眼里满是不舍和牵挂。
在革命初期，贺子珍也曾无奈地与自己的孩子分离，她非常能体会彭儒的处境。
为了让彭儒安心离开，贺子珍对她说：“你放心走吧，孩子们由我来照顾，每周我会把他们接到家里，给他们做好吃的。”
陈正人和彭儒走了之后，贺子珍履行了自己的诺言。每当孩子们放了假，她就会把他们接回家，帮他们洗换下的脏衣服，带他们洗澡，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，问寒问暖，关怀备至。
彭儒的儿子有个很可爱的小名，叫做“胖墩儿”。李敏和胖墩儿在同一所学校读书，贺子珍特别叮嘱李敏，放假时别忘了叫上胖墩儿一起玩。
一个周五，李敏放假回家了。贺子珍回头一看，不见小胖子的身影，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：“小胖子呢？你怎么没和他一起回来？”
李敏看到妈妈脸上的表情变了，轻轻地说：“我没能找到他。”
贺子珍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你还没找到人就回来了？要是他出了什么事怎么办？赶紧回去找，没找到他，别想回来！”
那天晚上，天色很暗，李敏要独自走半个多小时的路去学校，但她才十来岁，害怕走夜路。看到妈妈坚决的态度，她感到很无助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
那会儿，李六如的爱人王美兰正在贺子珍家聊天，看到这情况，她一边轻抚李敏的头，安慰她别哭了，一边想了个主意：“我看让警卫员骑马车去找找吧。”贺子珍听了，点头同意了。
这件事终于解决了，但贺子珍的脸色还是没有缓过来。她还想把道理好好讲给李敏听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要关心别人，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更重要，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。我答应照顾小胖子，如果他出了问题，我怎么向他的爸爸妈妈交代。”
李敏小时候，贺子珍对她特别严格。从小跟在贺子珍身边，李敏不知不觉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，渐渐变得懂事又明白事理。
那时候，不管是谁帮了李敏，或者解答了她的疑惑，她都会礼貌地表示感谢。后来李敏到了毛主席身边，毛主席的警卫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很喜欢她，喜欢和她聊天，和她开玩笑，愿意为她解决各种问题。
很多年过去了，李敏回忆起：
以前，我觉得妈妈对我太严格了，总爱批评我，有时候觉得她不温柔。我当时觉得对妈妈更多的是敬畏，而不是爱。现在，我明白了妈妈讲的道理是对的，她的心意很好，在很多情况下，她的要求也是对的。
转眼间，时间来到了1949年。
年初的时候，贺子珍和李敏到了沈阳。这一年，革命的势头发展得特别快，胜利的希望已经越来越近了。到了1949年3月，中央机关搬到了西柏坡，毛主席住进了香山的一座别墅里。
这时，毛主席对李敏的思念格外深，心里想着要把女儿接到自己身边，于是派人去沈阳打听贺子珍的意见。
贺子珍心想：尽管她给了李敏很多爱，但李敏小小的心灵还是需要父亲的关爱。李敏到了毛主席身边后，能感受到那份温柔而深沉的父爱，并且还能受到毛主席亲自的教导。无论是学习上还是其他方面，这对李敏都有好处。
贺子珍毫不犹豫，很快就答应了。
1949年5月，13岁的李敏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陪伴她多年的妈妈，前往北京......
李敏离开后，贺子珍独自一人留在家里。她经常显得很没精神，坐在房间里望着空荡荡的四周，心中感到空落落的，孤独和忧伤的情绪环绕着她。
每当夜深人静，贺子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她索性坐起来，点上一支烟，一根接一根地抽，就这么一直坐着，直到天亮。
那段时间，贺子珍跟妹妹贺怡提到过想把李敏接回来，但这只是她的一个念头，没有真正去做。
贺子珍心里非常想她的女儿，李敏也一样，她每个月都给贺子珍写两三封信，告诉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。
因为不认识很多字，也不会写，李敏心里有很多话想表达，但写在纸上的却很少。她只能一遍遍重复讲述学习和生活中的事情，信里鲜有新事。
尽管女儿每次写的信都很简短，贺子珍依然非常期待收到李敏的信，常常反复阅读，一连看上好几遍，久久不愿放手。
从李敏的信中，贺子珍知道毛主席非常关心她。她原本性格文静，现在变得开朗多了，贺子珍也就不担心了。从那时起，贺子珍再也没有想把李敏接回来的念头。
随着全国各地相继获得解放，许多干部加入了南下的行列，开始为接管城市做准备。
革命眼看就要胜利了，以前一起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们都充满干劲，准备投身到新阶段的工作中。贺子珍也跃跃欲试，特别想有机会去南方工作。
谭震林同志是第三野战军的第一副政委，他与贺子珍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相识，两人是多年的老战友了。
这时，谭震林询问贺子珍是否愿意去杭州，贺子珍非常乐意，很快就上了南下的火车，顺利到达杭州，并担任了杭州市妇联副主任的职务。
1949年11月，贺怡出了车祸去世，贺子珍不得不暂时放下工作，赶往上海照顾妹妹留下的几个孩子。
自从那次之后，贺子珍就没有再出去工作了，她在杭州的那份工作成了她最后的职业。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，贺子珍一直待在家里，过着平静的生活。
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每到寒假，李敏都会前往上海探望贺子珍。母女俩重逢，贺子珍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喜悦。看着女儿逐渐长大，贺子珍感到十分欣慰，而李敏也有很多话想和妈妈分享。
在上海，李敏通常会住在东湖宾馆。她每天的早饭、中饭和晚饭都在东湖宾馆解决。其他时间，她会在贺子珍的住处做作业和玩耍。晚上，她再回到东湖宾馆休息。
在北京，李敏非常喜欢和爸爸相处的每一刻。在上海，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，李敏也非常高兴，十分珍惜这些时光。
转眼间，春天走了秋天来，一年又一年，时间的脚步从未停歇，一眨眼就到了1954年。
这一年，贺子珍生病了。她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乱，内心充满了说不出的痛苦。远在北京的李敏，每当无法见到母亲时，除了思念，还多了几分担忧和不安。
后来，过了些日子，贺子珍的状况渐渐变好了。
1959年，李敏和孔令华结了婚。1962年，李敏生下了儿子孔继宁。那时候，李敏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学生，还没有工作，孔令华一个月的收入也不多。尽管毛主席为外孙孔继宁的生活提供了帮助，但李敏一家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。
有一天，负责照顾孔继宁的保姆告诉李敏：“小孩子的褥子太小了，没法用。”李敏听了心里很难过。她没有给儿子做新褥子的钱，只能用旧棉花做了一床褥子，将就着用。
1963年，孔继宁八个月大的时候，李敏把他交给妈妈贺子珍照顾，每个月给贺子珍十五块钱。这十五块钱养活一个孩子显然是不够的，贺子珍还得用自己的工资来补贴。这样一来，贺子珍帮李敏缓解了不少经济上的负担。
孔继宁去了上海之后，贺子珍的生活也变得多彩起来。她每天细心照料外孙的日常生活，脸上经常不由自主地洋溢着笑容。
看着外孙那天真可爱的睡颜，看着外孙咿呀学语时的样子，贺子珍不由地眉开眼笑，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脑后了。后来，李敏说道：“享受天伦之乐是填补妈妈心灵空虚的一剂良方。”
李敏小时候，贺子珍对她要求很严格。可是到了外孙这一辈，贺子珍对外孙却是宠溺无比，什么都依着他们。
平时，孔继宁一哭，贺子珍就慌了神，立刻答应他那些“不合理的”请求，但李敏对贺子珍的这种做法有些不满。
有一天，孔继宁做错了事，李敏生气地说：“如果你不承认错误，你就待在这间屋子里哭。如果你承认错了，你就不要哭，自己走出来。”李敏想通过这件事好好教训孔继宁。
李敏说完后走了出去，孔继宁见妈妈走了，就立刻大哭起来。当时，贺子珍也在场，孔继宁一哭，她就变得非常不安。但看到李敏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她就知道李敏的决定很坚定，不好干涉她教育孩子。于是，贺子珍就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试图缓解自己的情绪。
没过多久，屋门打开了，孔继宁走到李敏面前，承认自己做错了。贺子珍既惊喜又感到宽慰，她不得不承认，女儿真的长大了，开始承担起母亲的责任。
从那之后，贺子珍和李敏的身份好像互换了。
过去，贺子珍总是像一把保护伞，把女儿李敏紧紧护在自己的身边。而李敏则一直是个被呵护的孩子，她习惯了妈妈的照顾和关爱。
李敏用自己的方式说话，处理事情，证明自己变强大了。她从妈妈的怀抱中走了出来，站到妈妈前面，开始为妈妈遮风挡雨了。
李敏一直悉心照顾着贺子珍的日常生活，连贺子珍的发型也都是按照李敏的建议来梳的。
六十年代，贺子珍留着一头长发，每天都要把长发挽起来，用簪子固定在脑后，梳头和洗头都很费力。
李敏亲自为妈妈修剪了长发，换成了一款短发。从那以后，贺子珍显得更加利落，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。
孔继宁两岁半时，李敏认为孩子应该多跟同龄人相处，学会集体生活，就把儿子带回北京，送进了托儿所。
贺子珍晚年的生活虽然有女儿的关心和孙辈的陪伴，但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平静的。
为了让妈妈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，心情更加愉快，每年夏天，李敏都会带着贺子珍到全国各地旅游。她们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亲眼目睹新中国建设的辉煌成就。
在一个钢铁厂里，贺子珍看着眼前高大的炼钢炉，心里赞叹不已。她真切地感受到了新中国的飞速发展，不禁喃喃自语：“真是太棒了！”
在工艺美术工厂里，贺子珍看着那些精心雕刻、种类繁多的手工艺品，不住地称赞。
在纺织厂里，我看到女工们辛勤劳作，织出一条条颜色鲜艳的花布。贺子珍的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
就这样，贺子珍在李敏的陪同下四处游玩，她们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。从烟台到苏州，从无锡到海南，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她们的足迹。
当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时，贺子珍的心灵仿佛被一股清泉滋润，干涸已久的心得到了慰藉；而在目睹新中国巨大变化时，贺子珍的心情更是激动不已。
贺子珍这位平日里很少出门，很少关心外面事情的老人，在旅途中看到了祖国发生的变化。她仿佛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，仿佛听到了时代的跳动。而李敏一直陪在妈妈身边，一路上见证妈妈的喜悦，也见证了妈妈的激动。
贺子珍和李敏在苏联的那些年里一起经历了不少困难。回国之后，她们的母女关系在平凡的日子里更加紧密，一起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。她们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。
李敏：妈妈拿的太少了。
1976年9月9日，伟大的毛主席离开了我们。
在毛主席去世后的几年里，他的孩子们李敏、李讷、毛岸青等并没有关心过他的遗产问题。他们始终记得毛主席的教诲，依靠自己的努力，过着平静而简单的生活。
时间过得真快，到了1981年。
这一年，中央办公厅的人关心地问李敏有没有什么难处需要帮忙解决，或者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。听到这话，李敏想起了这些年来的艰辛生活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她回想起许多往事，特别是1961年，她和丈夫孔令华带着儿子孔继宁搬出中南海，开始了独立的生活。当时，毛主席担心她们生活困难，每个月给了她60块钱来帮助。1963年，李敏开始工作，有了稳定的收入。尽管工资不高，但她主动表示不需要这笔资助了。
这些年来，他们一家的生活一直过得不太宽裕，还要抚养两个孩子长大。幸好有妈妈的补贴，才勉强撑过了这些困难的日子。
想到这些，李敏对中央办公厅的同事说：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我只想得到父亲原本打算给我的那份东西。”
于是，中央办公厅给李敏送去了8千元，还另外送了一台彩色电视和一台电冰箱。当时，李讷已经离开了中南海，独自带着儿子生活。中央办公厅也给她送了一台彩电和冰箱。1975年，毛主席还派人给李讷送了8000元。毛岸青也收到了同样的东西。
那时，贺子珍在上海，中央办公厅给她送了2万元。李敏知道后，感叹道：“妈妈应该拿得多一些，她拿的太少了。”
8000元在那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虽然自己的日子过得有些紧，但李敏并不打算用这笔钱来贴补家用。
妈妈一天天老了，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，她想把这笔钱存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李敏说：“我妈妈身体不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用钱，不能老麻烦公家，这笔钱留着妈妈急需时用。”
后来，贺子珍住院、看病、治疗都得到了组织的细心照顾合法的配资公司，这笔钱还没派上用场，但这确实是李敏的一片孝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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